文学属艺术文化范畴，司法属法律文化领域，两者专业特性各有不同，但因为都根系于同一中华文化源流，所以有着相通互融的特点。

    随着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，两者融合更趋紧密，功用亦更加彰显。

    文学之于司法，犹如鸟之两翼，车之双轮，优势互补，相得益彰。强化文学涵养，并自觉运用于司法实践，对于构建文化法院，促进司法为民，确保公正司法，树立法院公信，加快法治文化进程，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“了解文学知识，提高文学鉴赏力和审美能力，陶冶情操，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。学史可以看成败、鉴得失、知兴替；学伦理可以知廉耻、懂荣辱、辨是非。”这为干部切实增强情商、智商，从而提高实际工作能力指明了方向。

    高尔基曾经说过：“文学是人学。”以小说、戏剧、影视为主的文学体裁，是以人为研究、描写、观照对象，通过心理、情感、言语、行为描述塑造人物形象，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，折射一定的社会现象。如四大名著塑造了栩栩如生、呼之欲出的人物群像，使读者经久难忘，这正是经典名著的成功之处。

    司法以研判法律关系为特点，但其实质还是与人有关，只不过是有权利与义务关系“法化”的“人”。审案通过理清法律关系，正确定性，运用充分证据，判定刑事嫌疑人有罪无罪、罪轻罪重，或者断定民事、商事、行政案件当事人有无过错，过错大小，进而确定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。

    如把文学作品“以人为本”的探究方法，恰当运用于司法实践，往往很有效果。因为把案件中的法律“人”理解透了，审案才有基础、有把握，结果也才能准确、公正。西周以辞听、色听、气听、耳听、目听的“五听”之法治狱讼，其实就是“读通”“人”。在案件审理中，考量案发目的、动机、情感因素、主观犯意、行为以至性格等，探究案件起因、发展、变化，再到裁判，则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。

    文学作品的表现方法通过文字表述或形象刻画，展现主题思想，诚如唐朝韩愈所说的“文以载道”。文学作品的重要功用就是崇尚真善美，鞭挞假恶丑，汇聚正能量，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启迪。纵观有历史价值的优秀作品，一定是揭示了深刻的社会发展真理，或是探寻出人生的至真道理，抑或是揭示事物发展演变的事理，而不是浮光掠影、过之即忘的“快餐式”文化消费。

    司法是通过案件的裁判，主持公道，匡扶正义，实质上也是崇尚真善美，鞭挞假恶丑，与文学有异曲同工之效。但司法“作品”，对人性的规制、对社会法律关系的规范，是以法律为依据具有强制性效力。通过对每一个案件的裁判，不仅实现个案正义，而且确立起一个社会规范，反映社会价值趋向，向着至真向善的方向前行。法官对每一起案件的庭审、裁判过程，本身也是一个行为规范，从而更好地发挥司法的引导、教育、警戒、约束作用。

    文学讲究以情感人。一个文学作品之所以有感染力、有震撼力，全在于作品所流露的真情实感。无论是小说、戏剧还是诗歌、散文，都是以情动人，尤其诗歌表达作者赤诚灼热的情怀更为强烈。

    司法虽然依律裁判，但是“法律背后是法理，法理背后是人情”，认为司法裁判就是机械刻板、冰凉严酷，无人文温情，实则谬误。其实，法律适用于案件所隐含的情结，彰显人文关怀，与文学亦是相通的。司法裁判不是单单依律判决，而是要情、理、法相交融。刑法鼻祖贝卡利亚说过：“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都是无益的，最终也是有害的。”所以良法之治实质上只能是人性之治、人情之治，背离人情的法律就不可能被人们所接受，“法不容情”是不容裁判者个人私情，法官处理案件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，具有感召力，有感化作用。同时法官要像创作那样的激情，怀着对法治的深情，对人民的感情，对工作的热情，创造优秀的司法作品。

    文学创作要运用形象思维，在遵循生活规律的基础上展开想象的翅膀驰骋，使作品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。作品情节跌宕起伏，峰回路转，在意料之外，却于情理之中，当然文学作品也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，如情节发展逻辑，人物性格逻辑等，艺术规律要符合社会生活规律。

    司法是定分止争裁判案件，主要运用逻辑思维，如古代司法的过程是“推”，即推理、推论、推断，故称司法官为“推事”。现代司法断案运用演绎法、归纳法等严谨、严密的逻辑推论方式，但又不仅于此，还需要形象思维的互补。审案过程也应运用形象思维，需要“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”，拓展办案思路，实践能动司法，发挥法院文化的“益智”功用。

    文学作品通过无数细节，塑造人物形象，展现生活场景。所谓“细节决定成败”，一个细节往往决定人物性格，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、关公刮骨疗毒等。同时细节亦决定情节结构，电影中常有蒙太奇镜头剪辑，用细节布局展现结构层次变化，奸绝曹操、智绝孔明、义绝关公，这些真实可感的人物群像正是通过立体的细节描写才得以丰满。

    司法亦是同理，每一个“细节”构成案件的有机证据链，对于确定客观事实使之与法律事实相近或相一致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采集一滴血迹、一根毛发、一枚指纹破案定罪屡见不鲜，辨析一字真伪、复印单据真假还原事实真相也时有所闻。对错综复杂的疑难案件，只要法官细致入微，明察秋毫，就可以“窥一斑而见全豹”，从一系列间接或直接证据中，进行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的考量，先把案件事实关，才好准确适用法律。

   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。文学体裁虽有多样，但语言文字总是主要载体，无论记叙、描写、议论、抒情各种表现方法，都讲究准确、凝练、传神，于是有了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“绿”之意韵，贾岛“鸟宿溪边树，僧敲月下门”不用“推”而用“敲”之神韵，也有“推敲”一词来历。盛传唐朝诗圣杜甫“为著一字而捻掉须”的美谈佳话，才有脍炙人口的不朽诗作。

    司法裁判的最终载体是司法文书，对邪恶的惩罚，对公正的彰显，均是通过一纸文书得以体现。无论证据分析，还是事实确认，都要言之凿凿，特别是“理由认定”这一画龙点睛之笔，更需要独到的语言功夫，阐述法律的精髓，剖析至上的道理，传递至真的情感，使胜败皆服。古代判词至今仍可作范文阅读，如白居易拟判《甲乙判》等，其重要原因就是文、质相得益彰，互为表里。裁判文书的语言表达虽然有其严谨、明确、简练的独特性，但也可以适当运用修辞方法，增加说服力、公信力及感染力。

    法院文化是复合文化，与多重文化相重叠，关系到法院干警的人文精神、司法审判、裁判文书，以及制度、物质、行为等各方面文化，而与之联系最紧密的是文学，涵盖了多重文化，并且以文学为视角熟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。正因为文学对司法有的如此重要作用，所以需要大力推广文学作品的阅读、研讨，增强广大干警的人文底蕴，加快法院文化建设，推进法治文化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光添彩。